寒风呼啸，伴随着我手中离婚证的哗啦声，冯文丽签完字，微微停顿，但始终未曾抬头。她将笔放到桌上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老罗，我并非不念旧情，实在是你自己缺乏上进心。”说完，她便钻进那辆黑色小车，车窗在升起之前又多补了一句：“今后各自走自己的路。”我呆立在台阶上，目送着车尾灯转过街口，似乎在这一刻，时间都凝固了。

三个月后，在省纪委的谈话室里，我低着头忙着整理材料，忽然听见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。当我抬起头，看到冯文丽端着一个水杯，恭敬地站在门口。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手里的杯盖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滚到我脚边。她呆呆地看着我，神色恍惚，似乎这一刻的重逢让她不知所措。我没有站起身，只是问：“材料准备齐了吧？坐吧。”

那天从民政局回来后，我直接回到了文化馆。三楼的小办公室，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。推开门时，隔壁的年轻人朝我探头探脑，见我进来又迅速缩了回去。我知道这个消息在县城里已经传开，大家纷纷议论：冯文丽将罗宏远甩了。我坐下，盯着桌上那杯凉了的茶，发呆许久。桌上还压着一张去年的全家福台历，照片中我们三口之家站在千岛湖边，冯文丽笑得灿烂，我搂着她的肩，瑾萱在中间比了个V字。我翻到了下个月，准备去参加一个“文化系统作风建设年”的动员会。会议中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听着台上煽动的讲话。散会时，办公室主任刘宏伟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关心地问：“老罗，没事吧？晚上哥几个一起喝一杯？”我摆摆手拒绝了，“不了，我还有事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犹豫着没有继续追问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锁上门，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陈旧的铁盒，里面是我的工作证和几份表扬文件。我看了一眼，就放了回去。窗外渐渐暗了下来，我没有开灯，静静地坐在阴影中，直到楼下的食堂也熄灭了灯光。晚上九点多，瑾萱打来电话，“爸，我妈的事我听说了。”她愤怒的语气让我感到不安，“我明天回去陪你。”我消沉地说：“不用，忙你的。”她不满地反驳：“爸！”沉默片刻，我终于说：“大人的事情，不用你操心。”电话那头沉寂了好一会儿，瑾萱终于问：“爸，以前你总说去省里帮忙，具体是帮什么忙？”我没有回答。接着她又问：“是不是跟我妈的工作有关？”我解释道：“不是，只是帮着校对材料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将手机放下，发现自己的手微微颤抖。

那晚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二十年婚姻中那些被忽视的瞬间。她升副科时对我说“老罗，你得加把劲”，升正科时说“老罗，你别着急”，她当上副局长时，在全家面前自信满满地表示“家庭的重担全靠我。”我当时只是举杯应和，没有反驳。瑾萱那时还小，听不懂这些话，我却选择保持沉默。二十年来，似乎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。

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入眠的，只记得半夜被电话铃声吵醒，赵永平从省里打来：“老罗，下个月新任正厅级干部的廉政档案比对工作，你需要提前过来准备。”我答应了他，挂掉电话后，凝视着天花板，思绪万千。窗外的风吹得古老的窗框发出声响。

离婚后的第七天，我依然如常地去文化馆上班。一路走去，走廊里的嘈杂声瞬间转为低语。当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听到身后有人压低声音评论：“看他那样，早已没感情了。”我没有回头，默默关上门。中午去食堂排队时，前面的陈姐看到我，面露惊讶，但又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老罗，来了呀。”我淡淡应了一声，打了饭，找到角落坐下。她在旁边低声讨论着，目光时不时扫向我。我低头吃完饭，最后一口汤一饮而尽后，默默起身走到收盘处，整个过程中没有和任何人对视。

下午上班时，馆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关上门后，有些叹息地说：“老罗，外面的传言你别太在意，我了解你的为人，这些年你两头操持，真的不容易。”我缓缓回应：“我没事。”他默默打量了我，问道：“你前些年频繁往省城跑，到底在忙什么？”我解释道：“就是帮忙比对旧档案和整理地方志资料。”馆长没有继续追问，我转身离开时，听到他轻声叹气，这一声叹息让我明白了他的不信任，但也给了我面子。

当我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家，冯文丽只带走了一部分衣物，剩下的东西依然留在这里。我在阳台看到她没有带走的旧书箱，里面是一些政治学习读本和单位的笔记。我搬过来，一本一本翻看，忽然从一个旧笔记本中掉出一张二十年前的照片。当时我们刚结婚，冯文丽穿着红外套，我则是蓝色中山装，坐在旧照相馆里，笑容中透着拘谨。我盯着那张陈旧的照片，手指在表面轻轻滑过，最后将它放回笔记本，再放回箱底。睡觉前，我收到赵永平的消息……